下一站，去哪儿？

您的工作是很多人梦寐以求的。作为一名旅行记者，最初的经验是如何磨练出来的？

90年代，我开始在纽约的《Condé Nast Traveler》杂志社工作。 当时我是摄影团队里的小白，对摄影和旅行一无所知，但我一直知道自己喜欢什么。工作过程中让我学到了很多，因为我亲身参加了所有的摄影师作品集会议。那还是前互联网时代：没有网站。摄影师会在周三提交他们的作品，然后周五会过来和我们讨论。当时，与我们一起拍摄的有很多行业大神，如Helmut Newton、David LaChapelle、Philip-Lorca diCorcia。有时，我还遇到一些年轻的摄影师，他们努力想让自己的作品发表在杂志上，而那是多么不容易的事。但我还是会和他们坐下来交流，听他们讲述那些拍摄所在地最真实的模样。

成为《Condé Nast Traveler》杂志社的创意总监后, 你的感受有何不同？

其实，那时我经常会感到沮丧，因为当时杂志社仍然是一个非常传统的机构，特别是当我知道世界上还有很多精彩的故事无法被刊登出来的时候。后来，我就形成了自己的一套工作模式——我会采访那些完成任务归来的摄影师，让他们把拍摄的故事写下来。相比文字漂亮的作品，我更追求好故事。随着出版业的萧条，外派作家去各地采风的预算也越来越少，我这种独特的方法变得越来越受欢迎。摄影师接受采访，而我们则可以把采访所获转变成打动人心的作品，以美好的形式呈现出来。 

您创办《Yolo Journal》杂志的初衷是什么，它在市场上的表现如何？

我创办《Yolo》杂志的初衷是为了用更全面的方式宣传旅行。那时，我认识了很多摄影师，我也知道他们手上其实有大量未发表的作品。如果我们委托别人去拍摄某个地方，最后所发表的也只是他们在旅途中所拍摄内容的一小部分。《Yolo》则聚焦是旅行时的心情，而不仅仅是旅游业。我们用启发的方式代替传统方式，希望更有说服力。数字杂志和传统纸媒的结合，也让杂志更有生命力，而不仅仅是记录和归档。当然，我们都还在摸索如何借助数字媒体提升旅行体验，这是一个持续、不断发展的领域，我觉得很有前景。

您还会因为发现新的旅行地而感到兴奋吗，还是更喜欢回到曾经去过的地方？

对于我而言，应该是两者之间的平衡。有时，我也会因为还有许多地方还没去过感到遗憾，比如我还没去过新奥尔良，或者德州。不过，探索的过程总是美妙的。几年前，我第一次去智利的时候，那感觉真是太不可思议了。但我想我内心深处是一个倾向习惯的人，我已经数不清去过意大利多少次了。

道德、环境和旅游业似乎总难以调和，请简单分享一下你的看法

在疫情大流行期间，我们都对我们的旅行模式进行了深入的思考，我们问自己哪些行为是自私的，我们又能够改变什么。可能对许多人来说，旅行是很随意的，因为想要去一个新开业的购物中心，不管它在世界的哪个地方，便可以跳上飞机直奔而目的地。所以，反思我们的行为所带来的影响是非常有必要的；适当的参与也是必要的。对我来说，我更喜欢去一些地方深度旅游，这与走马观花完全不同。走马观花不过是：你到一个地方，下车，到此一游，然后继续去往下一个地方，匆匆掠过，不留一丝痕迹。

我们如何成为一个更具责任心的旅行者？

人们旅行的方式有千百种。激发人们旅行的兴趣并使他们相信旅行会改变他们的生活，这就是我的使命。我会建议人们不要走马观花：可以尝试去徒步、乘火车旅行、探索另一个街区，产生更深层次的连接。

新冠疫情期间我们不得不在一个地方待很长时间，您对此的感受是？

我们在纽约州北部有一座乡间别墅，大部分时间都是在那里度过 的。为了娱乐和放松，我和两个朋友在 Instagram 上进行了一次假想 的意大利自驾旅行。这两个朋友分别是Emily Fitzroy（来自Bellini  Travel）和 Marie-Louise Scio ( Pellicano Group 的总经理）。我们发布了名为“哨站之旅”的游记，用的是以前去最喜欢的地方旅行时拍摄的照片。这非常有趣。很多人发消息问我们是如何在疫情管控下还能进行这一旅行的，看来很少有人认真阅读了我们给照片配的文字。

你觉得疫情改变了我们对于旅行的想法和方式吗？

我认为人们在逐步放慢脚步，并且反思自己，这是一件好事。即便是在交通运输恢 复运行的当下，我也不再感兴趣三天的短途旅行了。如果再去某个地方，我更想深入去探寻，好好去感受。当旅行不再那么匆忙、不再是一场任务，每个人都会从中受益。

分享一个你可以度过余生的地方。

我现在住在罗马，不得不说罗马真是一个好地方。与纽约或巴黎相比，它的城市管理还不错，不会经常听到警报声。这个城市是如此丰富美妙，有很多的惊喜等着人们去发现。我不喜欢住在偏僻的地方，我需要沟通与交流。